2016年5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工作结束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激励了几代人。今天我们仍然要用这些精神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引导他们发扬优良传统，在全社会带头弘扬新风正气。为弘扬龙江优秀精神，提振佳大精神，把龙江优秀精神和佳大精神转化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干事创业、全面实施深化改革的不竭动力，推动学校全面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学校党委下发了《关于开展学习和宣传龙江优秀精神、佳大精神活动的通知》，从今天开始，本网将陆续播发“弘扬龙江优秀精神和佳大精神”小故事。

东北抗联精神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是进入中国抗日战场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斗争最艰苦的英雄部队。东北抗联不畏强暴、前赴后继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最为惨烈、最为艰苦、最令人动容，在14年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熔铸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党的领导是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先决条件

第一篇抗日宣言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开始，就十分重视东北工作。1923年10月，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组成立，1927年10月成立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到1931年发展到由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2个特委、3个市委、3个中心县委，党团员2000余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最早发出抗日号召。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出现的第一篇抗日宣言。

  这个宣言是由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刘昆）起草的。70年后，已经98岁高龄的赵毅敏对这个宣言的发表仍记忆犹新。他说，1931年9月18日晚10点多钟，日本人借口南满铁路被炸，向北大营中国军队发起突袭，并分几路进攻沈阳城。当时我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在沈阳从事地下工作，住在南三径路81号，突然听到枪声四起，我知道，日本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我党一直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对当时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知道日军早晚要发动这场侵略战争。

  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老百姓慌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省委的同志分住各处，无法开会。怎么办，我想，中国共产党一定要首先发表宣言，告诉老百姓是怎么回事。我是满洲省委的宣传部长，这个宣言只有由我来写。在枪炮声中，我连夜赶写了一份《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第二天一早，省委的同志一起研究通过了宣言，决定以省委的名义发出去。在日本兵到处搜捕抗日人士，随意杀人的危险情况下，地下党员巧妙地把宣言送到商场、学校、工厂和老百姓家的院子里。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于9月20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同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发表《满洲事变宣言》，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阴谋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指明了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道路。

创建和领导抗日武装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抗日战场上，首先兴起的抗日武装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义勇军斗争，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仅1931年末至1933年初，派往义勇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互济会和反日会成员就有500人以上。

  同时，东北的党组织开始创建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号召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抗击日本侵略者。随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大批优秀党员创建抗日武装。有来自河南的杨靖宇、云南的周保中，有毕业于黄埔军校的赵尚志、赵一曼，有清华、北大学子冯仲云、张甲洲，以及李兆麟、童长荣、李延禄等。他们或参加抗日义勇军的领导与组织工作，或直接创建反日游击队。1932年底，东北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巴彦、海龙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开启了党在东北直接领导抗日武装的历史。

  1935年末至1936年初，已经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35年，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发表后，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开始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标志着东北抗日联军的正式建立和东北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从反日游击队到东北人民革命军，再到东北抗日联军，任凭时局变化，始终坚持党对东北抗联的绝对领导。其成员出身既有共产党员，有农民和手工业者，有知识分子，有东北军旧军人，也有“绿林好汉”，这些原本信仰各异的爱国军民在东北抗日联军这一共同旗帜下团结在一起，站到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戮力同心，并肩作战。抗联第十军军长汪亚臣，原是一支反日山林队首领，后接受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改编，加入东北抗联，他率部征战沙场，屡立战功，最后壮烈殉国。到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扩编到11个军，约3.5万人。将士们在党的领导下，在白山黑水间，广泛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消灭了大批日伪军有生力量，仅在七七事变前就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成百上千次战斗，为全国抗战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是进入中国抗日战场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斗争最艰苦的英雄部队。东北抗联不畏强暴、前赴后继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最为惨烈、最为艰苦、最令人动容，在14年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熔铸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基石

信念如磐

       东北抗联孤悬敌后，在战争环境艰苦到了生命极限时仍然能够坚持抗战，这源于在中华民族的危难之中，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树立起驱逐日本侵略者，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坚定信念。正是在这一崇高信念的激发下，东北抗联指战员浴血奋战、英勇不屈、不畏牺牲、前赴后继。

       抗日英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曾发出这样的誓言：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为民族解放事业，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二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最后胜利的决心是坚定的。1940年2月，杨靖宇被数百名日伪军包围在濛江县三道崴子一高地时，宁死不屈，壮烈牺牲。1938年10月，东北抗联第五军妇女团8名女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突围，英勇反击敌人。在弹尽粮绝、战友救援无效的情况下，面对日寇的军事威胁和诱惑劝降，毫不动摇，在指导员冷云带领下，手挽手悲壮地投入乌斯浑河，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牺牲时，最大的仅23岁，最小的只有13岁。

八女投江画作

       拥有信仰的军队是强大的军队，拥有信仰的战士是无敌的战士。用马克思主义信仰武装起来的东北抗联，是一支意志坚强的钢铁队伍。周保中在作战中肠子被打了出来，他把肠子塞回肚子里，用绷带缠上继续指挥战斗。陈翰章腿部中弹后越肿越粗，在没有任何药品的情况下，他用一条纱布从伤口的一头捅进去，从伤口的另一头把带脓血的纱布拉出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继续战斗。东北抗联第六军第十二团朱连长在送信途中，因过于疲乏，取暖时双脚被烧烂无法行走，但他想着“上刀山下油锅也要把信送到”的誓言，经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爬行两天两夜把信送到目的地，才如释重负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

培养军政干部和改造山林队

       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东北抗联的生命线，也是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政治保证。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和恶劣自然环境，东北抗联将士之所以始终以生命和鲜血高擎抗日旗帜，是有效的政治工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东北抗联从创建之初就明确了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在部队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军、师设立了政治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同时，中共满洲省委相继制定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为东北抗联开展政治工作提供了依据和规范。

       为提高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中共满洲省委于1932年4月张磐石开办了训练班；5月巴彦反日抗日游击队建立时，设立了教导队；1936年5月在伊春河口创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由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任校长，共开办三期培养200多名政军干部，为加强部队和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遗址

       把散兵游勇的山林队、绿林武装、义勇军改造成一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并非易事。于洪仁是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小学教师，1932年初，在各地自发的抗日队伍蜂拥而起时，中共宁安县委为有效把这些队伍纳入党的领导，派于洪仁到李荆璞领导的100多农民抗日队伍中去工作。于洪仁以他的聪明才智使部队取得了一些胜利，赢得了李荆璞的信任。经过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党的抗日武装得到了认可，李荆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队伍中建立了党支部。但在局势动乱中，涌进这支队伍的人员，成分不纯，动机各异。有的对废除私有制度、枪马财产归公、官兵一律平等严格的纪律不满，密谋杀掉于洪仁而投敌。1934年8月，于洪仁被两个叛徒杀害，牺牲时年仅26岁。

       1938年6月，派到东北抗联第八军的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发现三师师长王子孚有策动叛变的活动，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刘曙华利用各种机会向三师的干部战士宣传抗日。他说：“中国人不应甘做亡国奴，中华民族只有抗战到底才是出路。”王子孚认为刘曙华是他投敌的障碍，就把他绑起来，妄图胁迫他一起投降。刘曙华大骂王子孚是民族的败类，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一些准备投敌的战士在他的感召下犹豫了。王子孚恼羞成怒，把刘曙华绑在大树上，惨无人道地割下他的舌头。刘曙华威武不屈，挺立在大树下，虽然不能说话，但他依然挺胸昂头，怒视着这伙无耻的叛徒，表示誓死不投降的决心。最后，王子孚等竟残忍地用刀子一点一点地割下刘曙华的皮肉，直到他断气。由此可见，锻造一支真正为中华民族利益而斗争的东北抗联部队是多么不易。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是进入中国抗日战场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斗争最艰苦的英雄部队。东北抗联不畏强暴、前赴后继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最为惨烈、最为艰苦、最令人动容，在14年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熔铸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共产党员抗联将领的率先垂范是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内在动力

信仰坚定的抗联将领

战争是残酷而血腥的，东北抗联进行的战斗更是惨烈，而东北抗联指战员能够顽强地坚持抗战14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共产党员、抗联将领率先垂范，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以不怕流血牺牲的行动感染、影响着部队的战士。

1932年，巴彦抗日游击队攻占巴彦县城后合影留念。前排中坐者为赵尚志，后排站立者为张甲洲

当我们翻开东北抗联的历史，不难发现在这支队伍中，许多指挥员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早期的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毕业，在开封学习期间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委员。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曾是北平私立弘达学院的学生。抗联第三军军长、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1925年2月考入哈尔滨市许公工业学校，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入黄埔军校学习。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曾在云南省立大理第三中学读书，后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曾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营长、团长、副师长。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1931年入华北大学学习，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根据党组织派遣，在辽阳一带组织义勇军。抗联第三路军总政委冯仲云，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以22岁的年龄到哈尔滨出任东北商船学校教授。抗联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抗联第五军政治委员季青是北平朝阳大学学生。巴彦游击队是以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张甲洲为代表的一批从北平回东北的大学生建立起来的，在这支队伍中有30多名大学生被称为“大学生队”。

从以上这些抗联主要领导人来看，他们并不是草莽之人，也不是因处境坎坷参加东北抗联的，而是有知识、有志向、经历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杰出群体，为了抗日救国而创建和参加抗联。

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东北抗联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大多战死，这是有史以来，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所没有的。据不完全统计，自1933年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起，到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东北抗联共牺牲师级以上指挥员100余人，其中军级30余人。牺牲的100人约占抗联人数最多时3万人的3.7%。

这些共产党员、抗日将领的率先垂范影响着整个部队。在日军日夜不休的军事“讨伐”、时时刻刻的政治诱降、苛刻严密的经济封锁下，东北抗联的旗帜始终不倒，就是因为这些英雄们顽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不畏强敌、为祖国解放和独立而献身的斗争精神在支撑着。

抗联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在战斗中负伤，双腿不能行走，竭尽全身力气烧毁文件，然后自戕殉国。抗联第六军副官黄有，曾是汤原县远近闻名的富户，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他将全部财产献给了游击队，烧掉自家的房屋，参加抗联部队，最终英勇牺牲。总之，东北抗联党员干部的形象就是抗联的希望，以上率下是抗联发展和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内在动力。

 特殊的艰苦环境是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客观因素

苦斗的十四年

东北抗联斗争的极端艰苦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

抗战胜利后，著名记者穆青采访周保中等抗联将领后写到“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无数苦难。在晋西北吃过黑豆糠米，在冀中钻过地道。但是，比起东北抗联遇到的困难，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也读过中外战争史，看到过不少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但是，论其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没有一支是超过东北抗联的。”

东北抗联的斗争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

首先是政治环境不断恶化。东北抗联被日本侵略者视为心腹大患、“满洲治安之癌”，于是采取了残酷的“讨伐”镇压手段。1933年前后，日伪当局就开始收缴民间武器，禁止在公路两侧等特殊地区种植高秆作物，压缩抗日武装的生存空间。1933年和1937年，先后颁布《暂行保甲法》和《市街保卫法》。1934年10月，实行“省官制”，将原东北3省及热河划分为14省，实行分区的军事统治。1934年12月，正式实施“集团部落”政策，强制归屯并户，驱赶农民迁到指定居住地，企图从根本上割断东北抗联与群众的血肉联系。1936年4月，关东军司令部制订实施《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毁灭根据地，切割游击区，实施攻心战，实施坚壁清野、拉网建点、封堵退路、分割围歼。由于日军兵力是东北抗联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每与敌人交火一次，抗联部队都要连续不停地奔走上百公里，以摆脱追击。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密营

在日军的残酷“讨伐”下，东北抗日斗争形势日趋恶化，抗日游击区域不断缩小。日本侵略者还大量收买奸细、叛徒、特务，每年的“特别机密费”高达百万元以上。这些奸细、叛徒出卖抗联情报，配合日军动摇抗联军心，甚至冲在杀害抗联指战员的第一线，给抗联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东北抗联将士不仅要与残暴的日本法西斯进行殊死战斗，而且还要同恶劣自然环境作斗争。东北地处高纬度地带，冬季漫长而寒冷。在长达半年的冬季里，缺乏御寒衣鞋的抗联战士们，经常在零下30到40度的天气里，风餐露宿，行军打仗。为此，有无数抗联战士被冻伤、冻残，甚至被严寒夺去生命。

抗联老战士单立志曾回忆道：“在1939年那一年，我一个冬天都没有棉衣穿。晚上睡觉时，在大雪堆里挖个坑，架上松木烧，每天就靠烤火活着。向火的一面烤热了，背火的一面早冻透了，就来回翻着面地烤。在长期严寒摧残下，一大部分年纪稍大的战友都被冻死饿死了。人是先从脚往上冻，最后脑袋都冻坏了，走着走着抱着树就痴呆了，还有知觉的人让我们给他一枪，可是谁能忍心给他一枪呢，只能活生生地看他冻死”。

在日军“讨伐”和严密封锁下，战士们经常处于缺粮断炊的境遇，只得以山果、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不少战士因无粮入口而被活活饿死。

周保中曾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在一次战斗转移中，有十几个重伤员无法行动，他们怕连累部队，就主动要求留下来。于是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留下一名炊事员和一名卫生员及一些粮食，让他们在这里安心养伤，待部队担来时再接他们。然而，由于敌人的残酷“讨伐”，形势变得极其恶化，部队没有及时回来接他们。日后待部队回来找他们的时候，只见山洞里伤员们有的死在铺上，有的死在锅台旁，锅里没有一粒米，只有一锅黑糊糊的稀汤。炊事员也倒在附近的水沟里，扁担、水桶都在身边不远的地方，他们一个不少地被饿死。

在恶劣的环境下，东北抗联队伍减员非常严重，由最多时的3万余人锐减到不足2000人。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白山黑水，洒遍了大、小兴安岭。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像东北抗联这样，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大半战死；也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像东北抗联这样，无论是总司令还是普通士兵，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时刻面临着饿死、冻死和战死的威胁。正是这种恶劣环境炼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转载自佳木斯大学新闻网）                                                             （责任编辑 邓立民）